2013:中国企业家的集体焦虑

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家感受寒意。湖南企业家曾成杰因非法集资罪被判死刑,让企业家对财富和人身安全备感焦虑,一场围绕“在商言商”的讨论让政商关系成为敏感话题。企业家群体的担忧,既呼应又加深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中国企业家如何看待生存环境的变化,又该如何应对?

在FT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中国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用一句“中国精英阶层的深层焦虑”,再度开启一场聚焦企业家安全的讨论。他在开场即用一句话概括了企业家群体当下的心态:“不安全是中国企业家阶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今年最切身、也是最难以言说的一种感受。”

因一句“退岛声明”而点燃“在商言商”大讨论的企业家王瑛,也被请到了论坛现场。回顾两个月前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那场争论,她说:“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状况不会因为我说了什幺变好或者变坏,无非是有了一次公开的讨论而已。”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实业和中长期投资的民营企业家,王瑛认为,是最近几年重庆发生的“打黑”行为,让她意识到企业家面临的严峻形势。

王瑛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并不乐观。她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归为三类:与狼共舞(与地方政府合作合谋分享利益);用脚投票选择移民或者离开中国;在权力经济的格局下去寻找市场、探寻市场空间。而在这三种选择中,“真正能够还抱有希望,去努力争取企业的市场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面对企业家的现状和王瑛的不乐观,美通无线董事、“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王维嘉作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破解之路:法治。王维嘉说:“一个法治国家,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法制标准来做,企业家就没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说美国,每天都有企业家被抓起来,比如金融犯罪欺诈等等,大家相信这个司法系统是一个公正独立的,一定会给出公正的审判。硅谷也经常有被抓的,但没有企业家因为有人被抓就觉得自己不安全……对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对基础价值系统和司法系统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我希望中国能给企业家们一个公正的、严格按照司法要求的待遇,这样做就能给企业家一个信心。”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创始人牛文文对此则更为乐观一些。他说“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必然要素之一……我们国家没有富到什幺程度,创造财富还是主流。邓小平理论不过时,要让中国人民都有机会开始创业分享财富,这个是对的,当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和中年还有老年都去创业,现在的企业家们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对创业者和创业本身的信仰也支撑了他对这个社会环境的判断。他说:“我相信创业者应该是中国最可爱的人,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良民,只要创业以后一定是走正路、走远路,君子不立于危墙。我们都是小人物,不要让奋斗者吃亏是价值观,不能让创业者害怕,只要有这个环境就很好。”

“君子不立于危墙”。论坛上的另一位嘉宾恐怕对这句话最心有戚戚。陈九霖,这位曾经的央企领导人,因中航油巨亏事件入狱后又东山再起的前“航油大王”,如今变身为一家民营投资公司董事长。他的双重身份让他对中国企业家生存的整体状况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陈九霖在谈到国企企业家的境遇时说:“国企也有国企的难处,也不是说那里就是人间的天堂,我的事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国有企业上面有领导,这些领导有时候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甚至要挑剔的领导。所以要搞好国有企业做一番事业,首先还是要做出一些自我的牺牲,包括天天跟人家去喝酒、去接待……国有企业是另外一个环境。你不贪污不受贿,环境是不是相对于民营企业家好一点我不知道,但是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压力。”

对于要不要“在商言商”,他说:“首先企业家也好企业人也好,本身是一个人,人你要表达观点和思想,有自由交流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被剥夺...... 第二个是企业家要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受的教育程度高一点,见世面的机会多一点,你更应该表达你的观点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你都不敢讲话,社会会变成什幺样的气侯?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讲,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时候实际上是保不了。”

在讨论最后,陈九霖引用了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一句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冲我来了,却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对中国不健全的政商关系,短短一个小时的讨论显然无法求解,但嘉宾们一致认为,政商双方都有责任。秋风说,中国让企业家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但企业家也有责任。王瑛表示赞同。她说:“企业的经营环境不全靠别人给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建设,这种建设其中包括博弈,博弈就不会只有‘是’,一定会包括‘不’。”

在参加讨论的嘉宾看来,中国的政商博弈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意志。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嘉宾们被问道对这次会议释放的改革信号有什幺期许。陈九霖:“希望有一个更加亲商的环境。”王瑛说:“看他们给民间和市场是不是放出了空间。”牛文文希望“未来能让年轻人都有机会公平地开始自己的创业”。王维嘉的回答十分简单:“建设法治国家”。

企业家群体的焦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信心的缺失。这种广泛的不安和不信任,将考验中国执政者的改革意志和能力。